没有高薪，不是万能，游走在法律边缘，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在平凡生活中经历紧张与神秘。

　　法律中没有他们存在的空间，但他们却告诫自己，“要有敬畏之心，始终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线”。

　　个人侦探，这是一个在许多人眼里充满神秘色彩的行业。电影、电视里经常会看到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。他们混杂在人群中，行踪诡秘，揣着被严格保密的目的，调查某些事，跟踪某些人。

　　中国的法律世界中没有个人侦探的空间，但现实生活中，他们却存在着。在昆明，也包括在其他地方，他们生活在法律与现实交界的灰色地带，有关他们的一切就像在雾中一般，影影绰绰。

　　在昆明开侦探公司的周俊深谙“有需求就有市场”的道理。他打开电脑，输入一个网址：“你看，今天在百度里‘昆明私家调查’的搜索次数是139次，现在才上午10点多，等今天晚上查的话肯定会更高。这完全可以看出，这个市场是客观存在的。”

　　“只有骗子公司才会告诉你什么案子都可以做。”周俊说，在接手一个案子前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由于私家侦探大部分时间是接受私人委托去办案，调查他人的某些行为或行踪，所以“一定要衡量，有没有能力做到”。

　　他再一次打开百度，输入“昆明侦探公司”几个字，指着搜索结果说：“你看前面这些，只有一个手机号码，没有座机号，而且没有地址，就算有地址，也很容易分辨出来是假地址。像这样的公司，极可能是骗子。” 在这几年的从业经历中，周俊见过很多以各种方式骗取委托人钱财的事例。“连面都不跟你见，让你去把钱先交了，然后过几天跟你说有结果了，约你去一个地方拿证据。结果去了后又以各种理由叫你汇钱，不然就不给证据。很多人想着前面钱都付了，顾不上太多就又满足骗子的要求，最后被人一步步把钱都骗走了。”

　　经常有人质疑侦探公司的调查侵犯了个人隐私。周俊解释说：“我们的工作，仅仅是为有知情权的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，在不违反相关法律的前提下，教他们调查技巧，推荐合适的调查设备，在当事人不方便出面时做些辅助工作，整个过程中调查执行主体是当事人。我们的服务就是确保当事人在情绪失控，最易冲动的时刻合理有效，合法合规的维护自己的权益。”

　　在公司网站上，周俊自己写过一篇新年献词，里面这样提到：“2012划上句号，新年如约而至。此时，行业整肃风暴正在进行，大德如故，一切安好。能够度过数次行业洗牌屹立不倒，这不是侥幸，也不是我们多聪明，是大德心怀敬畏之心，始终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结果。”

　　尽管中国的侦探公司还不被法律认可，但从业者们清楚，法律是一条“红线”，纠纷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解决，调查中的法律风险必须规避。

　　为了规避风险，规范的侦探公司都会对委托人有近乎苛刻的委托条件。“我们总是要求客户出示身份证明，以及和调查对象的关系证明。”周俊说，若夫妻一方要调查对方，必须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等相关证件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　　“我们不会和‘第三者’有身体接触，甚至都不会见面，当然也不能用调查结果胁迫被调查对象。”在周俊看来，现在昆明侦探公司能够做到这几点的不超过5家。经常有不专业的新手和浑水摸鱼者为这个行业“抹黑”。

　　周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，若要找侦探公司，一定要当面聊，不要只听信对方在网络上的一面之词。“这种调查公司鱼龙混杂，质量良莠不齐，希望每个委托人都能擦亮自己的眼睛，免得上当受骗。”周俊说，找侦探公司其实是无奈之举，要找的话，也一定得慎重。

　　采访周俊出乎意料的顺利，从约采到结束采访，这个谨言慎行的侦探虽然几次问到我的采访目的是不是“要揭露什么”，但当我告诉他是“客观真实的报道”后，他也慢慢敞开心扉地和我聊起来，甚至还建议我也采访一下律师，探讨一下侦探行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

　　周俊善于使用互联网，他向我做了个示范，“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但我把你的电话号码输入进百度，一查就查到了你好多信息，包括你以前刊发过的稿件。”作为一个深度报道记者，我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我和私家侦探们的工作有一些共同点。

　　“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文字的。”周俊似乎也找到了他的兴趣爱好和记者工作的共同点。读大学的时候周俊曾是《知音》杂志的特约作者，“一个字一块钱”，他清楚地记得《知音》的高稿费制度，“但那种长文章也不好写。”他说。

　　周俊打开自己公司的网站，说自己每年都要写一篇新年贺词放上去，“都是我自己写的，我喜欢看《南方周末》，他们每年不是也有新年贺词么”。

　　网站上一篇名为《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》的文章跳入我的视线，周俊说自己做的是传播正能量的事，“要一直干到60岁，直到干不动为止”。